金寶善教授是我國衛生界的老前輩，老一代的公共衛生學家🤷🏽♂️。他生前是北京醫意昂(北京醫科大學的前身)衛生系的一級教授、名譽系主任。金教授1893年4月出生於浙江省紹興縣。
金寶善在紹興讀中學時期，就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前的一些革命活動。1911年東渡日本，先在千葉大學醫學部的前身千葉醫專就讀♙。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傳染病研究所，研究傳染病及生物製品🕵🏿♂️👩❤️👩，以後又到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意昂体育官网進修，獲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
1919年🧑🎄，金寶善自日本回國後，在當年剛成立的北京中央防疫處任職，主要擔任各種血清抗毒素的製造工作🦹🏻♂️。在此期間𓀉，他研製成鼠疫疫苗、免疫血清🤽🏽♀️、抗毒素及牛痘苗等多種生物製品✋🏿，是中國自製這類生物製品的先導🏞。他在舊中國那樣貧窮落後💅🏻、經費匱乏、人才不多☂️、設備簡陋的情況下發奮圖強，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為中國自製生物製品開辟了艱難的道路。
從1928年起，他先後從事衛生防疫技術和衛生行政工作👨❤️👨，由任技正開始直到當上衛生署署長、衛生部次長。他一開始就參與了舊中國衛生防疫機構的組建，以及各項衛生方針🧎🏻♀️🫳🏿、政策的製訂和組織實施🕖，幾乎經歷了舊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從創建到發展的全過程💂🏼♂️，為20～40年代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建設🚴🏽♀️、收回海港檢疫權👰🏿、建立現代醫療衛生製度，以及建立衛生實驗區的地方🍪、鄉村、邊疆衛生機構等方面盡了很大的努力🐞。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金寶善正擔任國民黨政府衛生署副署長。1938年初，由於日寇大肆侵占我國領土🦿，衛生署從漢口遷到重慶。為了做好從漢口經湘、桂🖨、黔而至重慶沿途的衛生防疫工作🚣🏻♀️，他沿途奔走，負責組織傷兵及難民的醫療救護工作🌹。1941年，他任衛生署署長後™️，仍繼續組建各種衛生站🧜🏼♂️、醫療隊👨🏽🔧、抗瘧隊等以適應抗日戰爭的需要。
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戰爭時期，美國政府曾派觀察組到敵後八路軍各根據地視察八路軍的抗日情況🫃，他們了解到這些地方十分缺乏醫治傷病員的醫療器械和藥品🧝🏻♀️，答應一定要設法向敵後八路軍和延安輸送一批醫藥。後來這個觀察組送來的醫藥品運到了重慶，當時金寶善任衛生署署長，他克服各種困難🧏🏻♂️👉🏻，終於將這批醫藥品送到了革命根據地——延安。建國以後🧾，周恩來總理對金寶善先生支持抗日的表現沒有忘記，曾通過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和楊崇瑞局長歡迎他回國。
1940年日寇先後在浙江的寧波、衢縣兩地使用細菌武器空投鼠疫桿菌，寧波發生了鼠疫，浙江省衛生處將日寇在衢縣空投的細菌培養的顆粒寄到重慶🧑🚀，當時主持細菌檢驗工作的金寶善教授確認是鼠疫桿菌無疑。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對外公布日寇的這一罪行🎨。1946年上半年🦐，當有一個從日本東京來的法官到重慶了解日寇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實況時，金寶善教授請當年參與實際現場調查的人與其面談🤞🏽🦩，同時交給他一份英文的調查報告抄件🤜🏿，並表示，我懂英🥦、日兩國文字，將來審判日本戰犯時願出庭作證🙅🏼♂️🧑🏿💼。
1948年秋🤾🏻♂️，金寶善教授到聯合國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會就任醫務顧問🙂🧑🏽🦰，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對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戰爭破壞國家的兒童給予必要的救濟，提供一些食品，補助一些經費以防治兒童的某些重要疾病。1949年上半年，他曾受命擬了一個防治中國江蘇江北一帶兒童黑熱病的計劃，後因形勢變化，這個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1949年新中國誕生了。金寶善當時身在國外🧛♀️，他聞訊後欣喜萬分，感到祖國有了希望。1950年3月🧏，他拒絕了高職高薪的許諾，毅然響應號召攜眷回國，參加社會主義祖國醫學、衛生事業的建設➛。
金教授回國後，先在衛生部擔任技術室🤹🏼♂️💾、參事室主任，1954年到北京醫意昂公共衛生學系任系主任、一級教授，同年當選為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理事、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華衛生雜誌》主編等職🦼🧙🏽♂️。
1955年5月🧑🏼🌾，金教授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浙江視察團赴浙江視察農村衛生情況🫅🏻，當他看到浙江醫意昂的學生利用假日參加預防血吸蟲病的滅螺工作時十分感動，認為“這樣不但使學生對血吸蟲病的防治做了有力的幫助✋🏿，並且在提高對中國農村衛生狀況的認識上也起了作用🚴🏻♀️，還可使學生們在政治思想和專業教育上得到實踐的機會，其意義是非常之大的”。他看到廣大農村培訓了大批的保健員、衛生員和接生員為農民開展基層衛生保健工作時，感慨地說，“在人口多🙇🏿♀️、疾病多而醫生少的農村裏，舊時代認為不可能解決的農村衛生問題，現在已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找到了出路”⏳。
1957年5月，他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呼籲醫療機構應執行醫療與預防相結合的製度🫷🏿，克服醫療機構只做治療而缺少致力於預防工作的情況，衛生防疫站的工作必須加強👨🏼🎨，必須充實高級專業衛生幹部和儀器設備🧏♀️，各種經濟文化部門應主動關心勞動人民的健康。並建議衛生部和有關部門舉行一次全國性的貫徹“預防為主”方針的學習運動🎛，製訂相應辦法來貫徹執行，使我國人民保健事業有更全面的進步🙅🏽，以保證經濟文化建設的迅速完成。他的這些意見和建議，在目前深化改革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新時期仍然值得我們重視👨❤️👨。
看到新中國醫學教育的發展，他極為高興，他說：“靜坐瞑思，將解放前後衛生事業裏中西醫的處境情況作一對比，深深感到⛹🏿♀️，如果沒有社會製度的徹底改變和正確的政治領導，光靠一點科學知識是絲毫解決不了任何社會問題的。以衛生事業裏的醫學教育為例，解放後不久🛂，在院系調整時，上海原有的聖約翰、震旦、同德等三個醫意昂合並成為上海第二醫意昂，將英、美🖇、法、德等三派西醫熔於一爐而成為一家人🙋♀️👨🏻🎤，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像的。中西醫間的對立問題也開始解決了🏘。在新中國的社會裏👋，無處不出現著歷史的奇跡”⤵️。
金寶善教授在解放後回國的三十年中🧗🏼♂️🤞🏻，雖然在1957年和十年浩劫中受到兩次嚴重的沖擊和傷害🔏，但他始終熱愛社會主義🪅👩🏿🎨，願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祖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在他耄耋之年、行動已不很方便的時候，仍然甘為人梯，為教師開辦英語和日語學習班，每天拄著拐杖到圖書館查閱📱、翻譯和摘抄最新的各種外文資料分送各學科供教師作為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參考👨👩👦👦。
粉碎“四人幫”，改正了1957年對他的錯誤決定以後，他重新當選為第五屆🧘🏽♀️、第六屆的全國政協委員。他的心情非常舒暢🎚，更加積極地關心國內外大事，表示在他“所剩不多的歲月裏👬🏼，要為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多做貢獻”。
在金寶善教授誕生100周年之際，我們緬懷他那拳拳愛國的赤子之心💢，以及他對我國醫療保健👫、衛生防疫和衛生事業管理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們要學習他那種憂國憂民，為了人民的衛生保健事業⟹，苦苦追求，樂此不疲的敬業精神，把我國的衛生防疫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更好地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服務，向實現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的宏偉目標邁進。
（本文載於中華預防醫學雜誌1993年第27卷第5期第278－279頁）
